不一定吧，描写情欲的作家，不仅仅是上海的女性作家吧。朱教授未免对新潮作家对情欲的出类拔萃、甚嚣尘上的描写，有一点过于低估与近视了。

朱教授继续讲道：“是的，上海情欲的市场化和消费化，就是它的第二种重大转折。旧殖民地时代的布尔乔亚式的面纱被揭去之后，超级市场的气味变得越来越浓烈。精明的女人象兜售内裤一样兜售着身体的‘自传’，期待着文化嫖客的光顾。情欲的无偿奉献时代早已一去不返，情欲经济开始发达，人民币和美金操纵了情欲市场行情的涨落，而且它的市场价格正在随着贪婪指数的猛升而日益高昂，并因此制造出了大批情欲资本家，也就是那些身体资源交换男人资源而成为富姐或富婆的阶层。这些新兴资本家联合那些准中产阶级女市民和职业‘三陪’，构成了情欲市场的主要卖家。她们拥有强大的隐形情欲霸权，足以在幕后操纵国家官员和国家资本。人们已经看到，贪官和情妇的秘密互动，构筑了当代中国情欲政治学的框架。

“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卫慧小说的一个基本立场：一方面炫耀着女主人公的性经验和性机能，一方面讴歌西方阳具的伟大性，这种对中国男性买家的轻蔑，暴露了商业时代的国际主义特点：新兴的中国情欲不仅要彻底摆脱黑市经济学的枷锁，而且正在广泛寻找出口渠道，以期加入‘世贸’的伟大行列。和所有中国产品一样，它急需在西方市场范围内找到更大的买家。克林顿与莱文斯基的办公室演出，显示了情欲在全球消费市场中的隆重地位。

“情欲的摩登化，是它的第三个重要变化。摩登的都市景观和现代化物质时尚，成为情欲大爆炸的最重要的语境之一。这些摩登场景既是当代情欲从中诞生的摇篮，也是情欲用以演出的布景。阳具化的摩天大楼、意大利咖啡、美国轿车和法国香水，构成了虚张声势的现代化符码碎片，拼贴成一个情欲在其间骚动的舞台。这种情欲的摩登化起始于穆时英和张爱玲等人的小说，却在卫慧的小说中走向极致，呈现出与保守的贾平凹式的男性情欲截然不同的面貌。在我看来，这很象是中国情欲走向全球化的一场纸上预演。为了自我推销，最原始的情欲渴望获得一个时尚的前卫包装。

“情欲的第四个变化是，它现在终于拥有了自我传播和张扬的权柄。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女人象今天一样肆无忌惮地放送着自己的身体隐私，并且越来越擅长身体作秀和进行新闻策划，用情欲话语的每一种变化来制造”卖点”，以争夺公众的宠爱。这其实就是市场推广原则的显现。卫慧和棉棉无疑都是情欲营销学和情欲广告学方面的专家，有报道称，早在学生时代的戏剧表演和作品朗诵中，卫慧就已经发出蝴蝶式的”尖叫”，这可以被视作是身体解放运动的第一声啼鸣。而后，上海的弄堂就到处响彻了情欲的欢叫。

“借助海外出版商和数码网络，上海情欲的声音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经久不息的回响。但人们已经发现，《上海宝贝》充满矫情的性谎言。虚荣的卖弄、浮华的炫耀、夸张的细节、对于上海都市摩登事物的狂热崇拜、浅薄的时尚趣味，各种劣质的床帏噱头、道听途说的生命

体验，加上每一章前面的那些西方名人格言，如此众多的粉彩，拼贴成了一个脆弱的脂粉话语格局。尽管卫慧在其后的几部小说中调整了这种大惊小怪的话语姿态，但仍旧不能消除它们的内在的虚假气味。这情形就象衡山路上的欧洲情调的酒吧，所有的布景和道具都只是一堆文化代用品和幻象，或者说是　有灵魂的物体空壳，闪烁着意识形态赝品的光泽。

“在中国文学的性革命现场，到处散布着这类假模假式的性话谎言，这就是情欲的第五个变化，也许还是最值得我们探究的变化。早在九十年代，中国传媒已经实现了从政治谎言向情欲谎言(生活谎言)的重大战略转移。报纸编辑、电台和电视台的主持人，利用煽动情欲来吸引公众，提高发行量或收视率。而上海主持人由于擅长”发嗲”，成了国家情欲的最受欢迎的代言人。

“然而，中国情欲并未因此获得健康的生长，而是遭到了谎言的替代，从而变得更加虚伪和无耻。人文情感崩溃了，剩下的只是一堆赤裸裸的欲望、性和货币。毫无疑问，只有大量的伪造的情欲，才能维系这种庞大市场，为急速膨胀的情欲消费提供保障。而为了迎接这种情欲经济的全球化挑战，在发生过来自上海衡山路的第一声尖叫之后，许多蝴蝶都在预谋发出类似的尖叫。一个真假难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经降临，我对此将洗耳恭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