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工，要去点燃士兵们的被压抑的情欲。这是情欲有罪的证据。经过意识形态的严厉镇压，南京路逐渐结束了它作为上海的阴道的风流使命。但五十年之后，南京东路被改造成了另外一条淮海路，云集着大量豪华KTV包房和风姿绰约的三陪女。情欲重新回到这里，变得更加嚣张和放荡。
“在远东地区，只有上海具备了发展情欲超级市场的两大基本元素：庞大的人口（尤其是女人）和发达的阴性文化。但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上海的情欲一直被限定于臭气熏天的菜市场。每天清晨，蓬头垢面的女人和小家碧玉的男人们在这里相会，在腐菜和烂鱼的气味中采购着春天，又在无耻的讨价还价中完成日常意淫。这种琐碎的操作维护了情欲的最低消费。
“在市场全面开放的时代，上海情欲终于在社会资本主义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实现了全面复辟，并在每一个阶层都得到了热烈响应。余秋雨、...燕和陈逸飞们的小布尔乔亚式的怀旧化情欲、卫慧们的都市白领的摩登化情欲、小市民的麻将化情欲、民工的粗鄙化情欲、商人的货币化情欲，以及官员的权力化情欲，所有这些情欲组成了罕见的情欲共同体，参与到市场消费的浩大洪流之中，并受到体制的坚定保护，或者说，正在成为市场化体制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讲的太深刻了，“余秋雨、...燕和陈逸飞们的小布尔乔亚式的怀旧化情欲、卫慧们的都市白领的摩登化情欲、小市民的麻将化情欲、民工的粗鄙化情欲、商人的货币化情欲，以及官员的权力化情欲，所有这些情欲组成了罕见的情欲共同体，”，包括朱教授没有提到的AV片的感官式情欲，已经组成了上海这个具有特色的“情欲共同体。”教授看问题，就是能上升到理论的高深，这一席话，已经把上海的所有情欲本色都已经阐述得透彻而干净了。只是朱教授片面地断言这些情欲都“受到体制的坚定保护”，未免有一些过于乐观了。就说对A片吧，经常性的清剿行动，使得A片生产经营一条线的广大劳动者，经常受到莫名的威胁，哪里有保护之说？
朱教授继续讲道：“对上海历史的简单回顾，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重要新闻事件的发生。上海所处的长江三角洲（中国阴阜的另一种官方叫法），正是中世纪女性化情欲的的最著名的温床，它展示了从‘梁山伯祝英台’专案到‘白蛇传’事件的缠绵的情欲传统。越剧和黄梅戏大肆赞助了这种柔软的情欲美学，令它成为近代市民阶层的主要灵魂向导。
“殖民地时代的上海情欲曾经达到过一个非凡的高潮。这是由那些美貌多情的江南女子创造的迹。尽管张恨水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徐志摩的诗歌、以及穆时英、刘呐鸥、邵洵美和叶灵凤的现代主义小说都汹涌地言说了情欲、但唯有小女子张爱玲的出场，才将殖民地情欲推向‘欲仙欲死’的高潮。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古怪的景观，那就是这种上海的某种强烈的女阴特征。正如陕西是产生男性情欲的历史悠久的温床，而贾平凹是这类话语的代言人一样。 毫无疑问，只有女人才是上海情欲话语的最合适的代言人。”
朱教授在这里明显是信口开河了，张爱玲的情欲哪里是“欲仙欲死”，完全是一种经前期的那种阴湿的痛苦，张爱玲的性欲是压抑的，是阴冷的，是性冷淡的，性器官的冷淡，往往借助于文字来手淫，这是文学作品的特色之一。一个太过享受的人，是不可能去操弄文字的，一个太沉湎于肉体的人，是不会借助于文字表达他色情的想像的。一个压抑的和尚，比一个放荡的浪子，更要痴迷于女人的肉体，这是“三言”、“两拍”中表达的思想。朱教授有时为了胡说八道方便，往往是把丰富的现象，纳入他的先验的框框条条，如果不合适，就硬性地塞进去，就像三寸金莲的女人小脚一样，非要让素材的丰富的脚，置于鞋子的理论框架的约束中。
朱教授紧接着透过历史的尘埃，分析上海情欲的传统：“越过上海的中古和近现代情欲史，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伟大的女性代言人的涌现。耐人寻味的是，她们居然同时扮演着烟花女子和国家话语发布者的双重角色。
“江南从来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烟花柳巷，这一传统得到了良好的延续。直至满清末年和民国初年，整个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仍然妓院林立，展示着远东最大色情消费市场的伟大风貌。
在这个情欲硅谷中诞生了一些声名显赫的尤物。明末吴越”爱国”名妓柳如是和金陵歌妓董小宛，是两个楚楚动人的风尘先驱；而后，上海青楼”四大状元”之一的赛金花成了其中最令人销魂的一个，她对于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的床帏劝戒，以及她与维多利亚女王和德国女王在社交场上周旋的”雍容华贵”的姿态，很令国人感到‘扬眉吐气’，从此成为帝国末世的救国英雄；而在上海成材的扬州雏妓张玉良是一个更为典雅的寓言，她的xxx自画像在巴黎获奖，成为画布爱国主义的又一范例。上海妓女总是在用身体大义凛然地表述着国家真理。
“然而，在所有的上海（江南）名妓中，只有张玉良真正实现了身体话语的伟大转换：从一件情欲市场的简单货品，变成了一个利用身体话语进行视觉宣读的‘艺术家’。张玉良的xxx自画像《裸女》充满了对肉体的无限怜惜，这种怜惜达到了如此的深度，以至她必须大面积修改自己的丑陋容貌，以展示她的另外一个更加‘真实’的肉体镜像。但她讴歌肉体的行动，却为殖民地上海情欲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从此，上海‘吃文学饭’或‘吃艺术饭’的人，都聚集到了用身体话语言说情欲的伟大旗帜的下面。
“这是情欲在新世纪里最重要的五大变化之一。在情欲解放区和‘大翻身’的年代，张爱玲的旗袍的胸襟和下摆均已遭到了撕裂，文学正在进一步放肆地肉体化和感官化。卫慧的身体美学宣言《上海宝贝》，从头到尾散发着口红、亵衣和女性生殖器的狂欢气息，所有的皮肤和器官都在其间举行热烈的话语庆典和游行，向公众炫耀着后殖民时代女性肉身的魅力，而灵魂则退化为一件披挂在身体之外的风衣。其中一个名叫‘马当娜’的女人，隐喻了那个西方身体解放运动女圣徒，后者象一盏指路明灯，照亮着上海旗手的奋勇当先的身影。而在卫慧的附近，一干‘美女’士都在争先恐后。这种肉身化情欲大爆炸的景象，重新确立了上海作为头号情欲市场的龙头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