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皇帝乃亲手把诏命交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
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
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
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
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一0七0)二
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犹如现代报上偶尔出现的好社论文章一样，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
上，一开首就向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人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藉
权力压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
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
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吏受贿枉法，人必谓
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
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
不胜其纷坛也。”他又警告皇帝说：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
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赐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
臣君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
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袜马，以待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其未
晚也。”
苏东坡又警告皇帝说，若以为用专断的威权必能压制百姓，则诚属大错。多少
官吏已然降级或革职，甚至有恢复肉刑之说。他接着又说：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
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陛下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
欲洱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
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
其极钦，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
此。古语曰‘百人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
臣不知所说驾矣。诗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心之忧矣，不逞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
苏轼上对”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动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吓
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凭
他狂妄的习惯，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
破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
也开始背弃他。
单以排除御史台的异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的
纷萌退意。在中国，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时
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
冷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
机构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责任，御史如对当权者做强有力的攻击，可以把一个
政权推翻。这种监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
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古代此种制度之异于今日者，
就是此等监察机构及其反对权，并无明文规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传统上认为明主
贤君应当宽宏纳谏；至于皇帝重视他那明主贤君的名誉与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级、惩处、折磨，甚至全家杀害。有些皇
帝确是如此。身为御史者在个人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
规劝，处境是既难又险。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
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答之痛，
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人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
好弹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
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战场，前仆后继。好皇帝自己爱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
为慎重，因此甚获美誉而得人望，但是恶人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现代之专
制暴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口为急务。
王安石当政之始，元老重臣对他颇寄厚望。现在御史中丞吕晦向王安石发出了
第一弹，说他：“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深
感意外。在吕晦同司马光去给皇帝讲解经典之时，吕晦向司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
算要做的事，从袖子里把那件弹劾表章给司马光看。
司马光说：“吾等焉能为力？他深得人望。”
吕晦大惊道：“你也这么说！”
吕晦遭受革职，于是排除异己开始了。
现在星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