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觉得他的办法不行。
最后一次魏惠王跟孟子见面的时候,魏惠王气恼地说:“魏国,本来是天下最强国,可是到了寡人手里,东败于齐,长子死焉(看来“太子申”马陵之战被俘虏后,给杀了);接着,我在西边有丧失给秦人七百里土地(含吴起的西河之地,一里比现在一华里略短1/6);我又在南边受楚人侮辱。寡人耻之,如之何则可?”
看得出来,魏罂是对国家前途很有责任感的,可就是一筹莫展。
“您啊,”孟子又把自己的理论重复了一遍,“应该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蓐,让老百姓尊重亲爹和大哥,温顺孝悌。这就是行仁政。所谓‘仁者无敌’,仁者必然无敌!您就不要怀疑我的话了!”
看来,孟子也被急得够呛,也不摆事实(举他编的周文王、商汤的“成功”例子了)、讲道理了,干喊自己的理论了!而且一急,还把“深耕”都给憋出来了。人家问你怎么治国,你说什么深耕,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跟前面说的仁政也没什么系统关系啊。
尽管孟子发了毒誓地大喊自己的理论行,魏惠王仍然觉得很无奈。听了半天孟子的话,还是发现不能用到实践中去。所以自然也就没有给孟子当官的意思。
接下来,魏惠王只好面对着自己桂陵马陵之战输给东方、又被秦人商鞅夺去西部领土的烂摊子,心灰意懒、枯藤古树昏鸦地继续过日子。
孟子讨不到好处,气得没法,又混了一年,魏惠王死了,儿子魏襄王也没有用他的意思。孟子气得直骂魏襄王道:“望之不似人君,不见有所畏焉。”说魏襄王好像土豹子。骂完,孟子卷好行李和简历,踏踏实实地离开了魏国。
孟子离开碰壁的魏国,往齐宣王那里去,因为他听说,齐国有一个“稷下学宫”,是个吃白饭的好地方。
临淄的西城门,叫“稷门”,就是“谷子门”的意思,如今这里只剩一片残迹,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碧绿的玉米地,但在2200多年前,这里是一所伟大的学宫,专门给读书人盖的,叫“稷下学宫”,在稷门外,在从齐威王以前就有了,给齐威王弹琴的美男子“邹忌”就是稷下学士。
到了如今的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进入鼎盛时期。著名学者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怀渊等七十六人,都被齐宣王安排在这里不用干活,每天王霸义利,天人善恶,只做高谈阔论,还赐高宅大第,住宽敞的校舍,坐华丽的校车,享受上大夫工资待遇。吸引名闻天下之士,达数百千人之多。百家杂辩,门派争鸣,当时的显学除了孔、墨两大家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诸家,以及农家、杂家、兵家、纵横家,还有小说家(哈哈,但不是王朔),一家之中又细分多派,“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蔚然如雨后蛙噪,成为先秦诸子的欢乐谷,真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了。
除了老孟子在这里混住以外,一个十七岁的小孩,也跑来这里来听课记笔记。他就是我们后来有名的“荀子”,这时还小,正在聆稷下先生们的博学洪文。
后来荀子翅膀硬了以后,以孔子正统传人自居,成为孟子的论敌,整天大骂孟子窜改孔老师的真学,说孟子一派,效法先王,却不知先王之道的纲纪,依仗自己的一聪明,造出五常之说,冒充孔子的真言,蒙骗了无知的俗儒。又对孟子“性善论”批评,倡导“性恶论”,人性是恶的,只有经过后天教育才能使人为善,这是人类对自我本性有了首次深刻认识。
如何进行后天教育那,荀子提出“礼治”。
荀子是这样谈礼的:“人之所以为人,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批判了同时期希腊先哲柏拉图“人是长着两条腿的没有羽毛的动物”的谬论。荀子反复强调,两只脚,没有羽毛,还不够当人。父子之亲、男女之别这些“礼仪”才是人之根本。去除人性的恶根,一是法治,二是通过后天教育,主要教育工具是学礼,通过礼仪的客观约束,使人迈上外王之道——荀子发展了孔子的礼学。(而孟子则发展了孔子的仁学,通过主动自觉、思想教育,使本来就性善的人们,更跨上内圣之路。两人都算是孔子的真传弟子喽)。
荀子强调礼治之外,也要用法治。惟其性恶,所以才要用法管制,所以荀子带有法家观,法家李斯、韩非子都出于荀子的门下。荀子性恶论的提出,给了法家一个思想附着。
荀子礼法相辅,王霸并用,包罗广泛,集先秦诸子之大成。
其实,两人都算是孔子的真传弟子:荀子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孟子则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孔子的两个基本——仁和礼,俩人各自继承了一个。而孔子的两个基本“仁和礼”,又是服务于维护国君崇高统治地位和既有等级秩序这个孔子的一个中心的。
为什么“行仁政”是维护国君崇高统治地位和既有等级秩序这个孔子的一个中心的重要手段呢?孟子为此清晰地注解过:“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意思是,仁的人会照顾自己的亲戚,而国君和下面的卿大夫往往都是亲戚来的,而义的人会把维护国君利益放在首位。所以,宣讲仁义,国君就可以让下面的臣子不反他,得到了崇君的效果。行仁义,也就是行仁政。
行仁政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发展国力,因为人们都仁义了,就是自觉努力工作了,国家就发展了。这样就“仁者无敌”了。
至于荀子所强调的礼,也是为了实现孔子的崇君的中心的,我们就不解释了,想想就知道。
在稷下学宫里呆着的人,名气呆得大了,往往就有了接触君主的机会,比如孟子就终于见到齐宣王,向齐宣王大谈特谈。(当初魏惠王没接受他的学说,现在又来忽悠齐宣王了)。
齐宣王先请他谈谈“齐桓晋文之事”。孟子说:“齐桓公、晋文公,是霸道,是以力服人。我们孔子之徒是不谈的这个的(谈这个掉价儿)。在我孟子看来,当国君的正是仁义的表率,引导全国人民提高仁义水准,全国人都仁义了,都乖了,国君就稳当了,国家也就大治了。这就是王道。这就是我说的行仁政!!!”——又来了!还是老药!
齐宣王忐忑不安地问:“像我这样的人,能推行仁义,保民而王吗?”
孟子赶紧给自己的仁政理论作广告:“我的行仁义学说(简称仁政)实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