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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义和问儿子:“是咋回事?”祝永达说:“要落实政策了。”祝义和心里还不清楚:“落实啥政策?”祝永达给父亲解释:“‘社教’那年分去的所有东西和”文化大革命“中抄去的家具都要给咱退回来。”祝义和一听,又惊又喜:“照你说,咱家的楼房(大房)和那三间半厦房都会给退回来?”祝永达说:“不光是房子,按政策规定,桌椅箱柜也要退。”祝义和长叹一声:“真是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呀!”他将手中的锄把掂了掂,紧紧地攥住,半晌不说话了,他的心在翻腾着。

祝义和家里的成分是土改那年给定的。祝义和的父亲被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第一次分浮财,将家里的八十多亩土地、五头牲畜和大型家具都分去了。一九六四年,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次“割韭菜”,祝义和家被割惨了,三间楼房、三间厅房和三间半厦房全被分走了。家里的立柜、桌子、椅子、炕桌子、箱架子、木梳、匣子、十不闲、柜子也被抬走了拿走了,拥进门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连铁锨、镢头和厨房里的碗、碟子以及黑老锅、老瓮、席盖子、蒸布也不放过。一家三代七口人只留下了三间厦房。一想起那些寒心的日子,祝义和心里发痛手发颤。

事隔十多年,房子要给退回来了,祝义和猛然一听,觉得是天大的好事,他不再愁没有房子住了。可是,他那激动的情绪维持了没有多少时间。他装了一锅烟,咂着烟锅,陷入了沉思:把那些房子要回来,贫下中农同意吗?他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儿?这些年来,翻过来倒过去的事还少吗?假如过几年,又要翻过儿,他们一家保不住家产不说,怕连命也保不住了。这样的事,祝义和经见得多了,给他父亲戴地主分子的帽子时,说他父亲做了一辈子大木匠,也算个劳动者,帽子只戴三年就可以摘掉,但一直到父亲死,头上还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这次落实政策,究竟是不是好事?他还摸不准。

祝义和问儿子:“田支书同意退赔吗?”

祝永达说:“这是上面的政策,他不同意咋行呢?”

祝义和给儿子说:“爹给你说,你叫人家先退,咱家的东西先不要,咱又不是没有房子住。”

祝永达笑了:“你得是嫌多,不想要了?”

祝义和说:“不是我不想要,我是怕好吃难消化。”

祝永达说:“你害怕啥?咱不是偷,不是抢,自己的东西归自己,理直气壮。”

祝义和说:“你不懂,你听我一句话,先不要急着要。咱再做一回鳖大头也没啥。”

祝永达说:“你不想要,我一个人就要了。我不做鳖大头。我不怕,啥也不怕。”

祝义和说:“你不要犟。这事咱让先搁住,走一步看一步。”

世事的变化容不得祝义和细想,该发生的就发生了。他像是在房子里呆久了,猛地出来,看见太阳,就觉得刺眼。祝义和虽然和儿子没有冲突,两个人的想法显然不一样。

在房间里的吕桂香一看,这父子俩的话说不到一搭儿去,她怕他们伤了和气,硬是把祝义和拉扯到房间里去了。

田广荣端着一碗面条边吃边走进了祝义和家。祝义和一家正在吃饭,祝义和一看是田支书,急忙给他让座。田广荣不坐凳子,他顺着房子门蹲下来,蹲在了脚地,只顾埋下头去吃饭,并没有说什么。祝义和明白,田广荣来肯定要说什么事情,他不会吃饭时来串门子。田广荣不开口,祝义和心里就七上八下:是不是儿子做错了什么?是不是落实政策的事要变了?祝义和觉得口中的面条如同木渣一样,没滋味。

一碗面条吃完之后,田广荣放下碗在嘴上抹了一把。祝义和给他让烟锅,他接住,装了一锅旱烟,掏出火柴,点上火,有滋有味地咂着,还是不开口说话。祝义和知道,凡是有能耐的人都能拿得住,都这么深沉,言语都很金贵,要紧处,他们一句话不说却能顶一千句一万句。祝义和从田广荣严肃的面孔上已经捕捉到,田广荣肯定是有什么要紧事要说,他用暂时的缄默不语制造气氛,制造令人紧张、揪心的气氛。这是田广荣一贯的做派。田广荣吃了一锅烟,把烟灰磕掉,站起来了,坐在凳子上,看了祝永达一眼:“永达,你说你要入党,我支持,阻力不会太大的。不过,松陵村的事情很复杂,人心难揣摩,我反复想了想,得动点脑筋,不要把事给弄烂包了,你写申请时,提出让马志敬和田水祥给你当介绍人。马志敬兼着副书记,他当了介绍人就等于支委通过了。田水祥嘛,是三队的党小组长,把他拉扯进来就等于捂住了他的嘴,也抬举了他,他可能有看法,我再给他做做工作,你最近和这两个人谈一谈。咱们经的经纬的纬,事情就做成了。”祝永达没有想到,田支书对他入党的事想得这么周到,他真有点被感动了。他说:“我按田支书说的去做。”田广荣说:“申请写好后,你交给我。”原来,田广荣要说的是这事。这是祝义和未曾料到的,连祝永达也觉得意外。田广荣的每一句话都有板有眼,都为祝永达思谋。说毕,端着空碗回去了。

送走了田广荣,祝义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父子俩走进了房间,祝义和说:“永达,你要入党?”祝永达说:“是呀。”祝义和说:“你入党干啥呀?”祝永达没吭气。祝义和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心思。入党不是小事,你要思谋好。”祝永达说:“当年,田水祥连记工员也不叫我当,我现在入党是为了我自己。”祝义和说:“不是我拦你,大队里的那几个干部,不是说谁有多坏,我怕你不好对付。”祝永达说:“你放心好了,谁的人品咋样,我心里亮清。”祝义和说:“只要你亮清就好。”祝义和并不想让儿子出风头,他只希图儿子不缺吃少穿,把日子过浑全就行了。儿子受尽屈辱,想挽回面子,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儿子这样做,也没说的啥。他总觉得,如今,世事好了,谁也不敢再欺负他们,他们活得还算体面,这就够了。如果儿子参与了松陵村的事情,当上了干部,说不定又会挨洋锉,栽倒在心黑的人手里,后悔都来不及了。祝永达给父亲说出了心里话:“如果不是田广荣当支书,我还不想入党哩。”祝永达要求入党是反复想过了的。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说入党是一座高峰,他一心想攀上去,他要用他的行为证实自己是很能干的。

祝永达已经和马志敬谈过了,马志敬是地地道道的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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