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鼓手也是祝义和打发人请来的。

悲凄苍凉的唢呐声从安葬的前一天下午一直吹到安葬的那天午后，低沉忧伤的哀乐把整个松陵村吹得流泪了。似乎是，人生的悲凉和庄严全都交织在哀乐声中，这哀乐声把不少庄稼人吹灵醒了，好像他们自己的人生、生命和生活与这音乐有着丝丝缕缕的牵挂；似乎是，当人们从人世间离开时，留下的只有那能够唤起使人悲痛不已的哀乐声了。悲伤的气氛笼罩在整个松陵村，尤其是那些扯着棺材上的几丈白布啼哭不止的娃娃们，惹得松陵村的女人们不住地淌眼抹泪，扼腕叹息。

当天傍晚，祝永达从墓地里烧纸回来之后，祝义和拿着一卷子烧纸，进了公坟地。老汉一进儿媳的新坟地就“哇”地一声哭了，他扑在儿媳的坟前头，点上了烧纸，一张一张地烧着。他一边抹眼泪一边用树枝儿拨弄着纸灰，那纸灰在坟墓上空不停地飞舞、飞旋、飞翔、飞跃。纸灰并没有带走老汉的哀伤和哀痛。老汉从内心里疼爱这个言语不多、柔弱腼腆、一副病容的儿媳妇。他目睹着儿媳妇在这个家里受了四年疾病的折磨。他不止一次地责备自己，不该让儿子和黄菊芬完婚，他明白，这桩婚姻加快了她离开人世间的速度。他把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痛心地谴责自己痛骂自己折磨自己。几天来，强忍着悲痛，把满腹的心事深藏着，一口一口地吞咽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楚。

说起来，当初，祝义和也是出于无奈。

祝永达刚过了二十岁，祝义和就开始给他张罗媳妇，在松陵村，像祝永达这样的地主富农的娃，打了光棍的有好几个。祝义和也试图让祝永达到山里去给人家当上门女婿，但作为父母的独子，祝永达宁肯没媳妇也不愿意离开父母亲。祝义和两口为儿子的媳妇犯愁，他们一提起来就叹息不止，愁眉不展。祝永达二十一岁那年，祝义和将上门要饭吃的一个甘肃寡妇领进了家门，这个大祝永达六岁的女人在家里只睡了两个晚上，还没等圆房，就被田广荣派的几个民兵赶走了。

在祝义和很无望的时候，他在县城街道上碰见了和他在县城小学读过书的同学黄炳仁。黄炳仁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回家当了农民。两个人已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相互说起了自己的生存状况，祝义和就把儿子没有媳妇的事说给了黄炳仁，黄炳仁听罢后说，你不嫌弃，就把我那女儿给你儿子。祝义和一听，急忙说：“我还嫌弃啥？儿子眼看要打光棍了。”黄炳仁实话实说：“我的女儿有心脏病。”祝义和就问：“要紧不要紧？”黄炳仁说：“那是慢性病，时好时坏的，看起来倒不像个病人。”两个同学就在街道上订了儿女婚事。没几天，祝义和两口和儿子一同去马江公社黄炳仁家相亲。看面相，黄菊芬是个乖巧的姑娘，确实不像个病人，她脸上有气色，也长得端正。祝永达对黄菊芬的第一印象不错，这门亲事就订下了。一九七六年正月初三，祝义和给儿子完了婚。假如，这女孩儿和祝永达不结婚，是不是可以多活几年？祝义和去问他的侄儿祝正平，他要祝正平给他实话实说，祝正平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但意思是那样的。他一听，越发觉得，这件事他做错了，为了他的儿子，他使这女孩儿早早地走上了不归之路。

祝义和看着久久不肯落地的纸灰，悲痛万分，老泪纵横。他越哭越伤心，越伤心眼泪越多，以至匍匐在地，双手抓住黄土，大哭不止。

一直到暮色浓重了，祝义和才摇摇摆摆地回到了家。吕桂香一看祝义和脸色很难看，就劝他节哀。祝义和嘶哑着声音说：“我把心里的事全倒出去，就好些了。”吕桂香说：“娃就是那瞎瞎命了，刚不讲成分了，她还没活好人哩，老早就走了。”祝义和感叹道：“人是一节一节活，谁一辈子也把好事占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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