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卡尔一世身上或许并不受用，即便卡尔一世能够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保持正确的决断，也未必能够引导这个二元帝国枯木逢春。在英德俄奥这四大帝国中，奥匈帝国是工业化、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其发达地区与西欧相比毫不逊色，维也纳一直以中欧文明的代表自居，然而局部地区的先进拯救不了整体的失败，在一个同质化统治成为力量来源时代，帝国的高度混杂的民族状况与分散的政治结构，都成为致命的弱点。

简单来说，加利西亚的地主认为它们应该统治该省，因它们历史上是波兰立陶宛王国统治精英，但该地区的乌克兰人不服。捷克社会与政治精英认为它们的祖国波希米亚应取得与匈牙利一样的自治地位，但一旦哈布斯堡皇朝对捷克人作出让步，就引起波希米亚的少数民族德意志人的抗议。奥地利讲德语的精英认为它们自己代表了中欧的高等文明，认为给予非德语居民更多权利阻碍了文明进步，但这种民族主义对族群关系起到了很大的撕裂作用。

19世纪，帝国境内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持续推进，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当经济社会分层与民族边界出现重合时，弱势的民族就会发展出对强势民族的怨恨。例如乌克兰与斯洛文尼亚小农与佃农对波兰与马扎尔地主出现很大不满，而民族资产阶级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觉醒，都会导致提高对自治的期望。比如说，工业化的波希米亚的捷克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极力要求帝国下放行政权力，但哈布斯堡皇室担心权力下放会造成捷克人对这一地区的德意志居民的压迫，因此不愿批准。结果，这一地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街头冲突比比皆是，甚至帝国议会中的捷克议员和德意志议员也经常发生激烈冲突。

在20世纪前，帝国用以整合各民族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主义与天主教，但到了20世纪，两种意识形态都出现了很大的缺陷。奥匈帝国和德、英、法等发展迅速、实力雄厚的成功国家靠得太近，臣民们难以避免作国际对比，从而得出哈布斯堡皇室统治能力低下的结论。天主教原先在帝国的整合上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但到了20世纪初，世俗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迅速降低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哈布斯堡皇室为增加统治的合法性而引入的宪政改革并没有弱化帝国内的民族冲突，甚至为民族冲突提供了新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