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家教夫和对付婆婆的技艺。因而,当上海姑娘成年后,大多具有成熟的心理准备。上海的婚姻是建立在严格的利益估算之上的。双方对彼此的家庭收入、住房、老人赡养等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恋爱可能不够浪漫,却相当理性,使家庭建立在一个较为稳固的基础上。而北京姑娘则不然,当上海姑娘很实际地找一个可以结婚的丈夫时,她们还在执著地寻找男子汉,她们往往骄傲地宣称我爱的只是这个人。她们在恋爱中往往并不探问对方的经济实力、家庭存款,认为这多少会玷污她们纯洁的动机。女孩子们不仅反感“事儿妈”,而且厌弃当家庭主妇。她们不会、往往也不屑于学习编织、缝纫、烹饪之类的女工。与上海妻子相比,北京妻子对丈夫没有那么严格的标准和要求,似乎也没有着意去切磋磨炼治理丈夫和婆婆的技艺。北京女性对自由、自主、自立的要求更多更高,这不能不说是与政治中心的文化教育和政治宣传直接有关。
其实参与社会、争取自身权益的历史,以及女人解放的程度,上海女人可能超过北京女人,但在女人的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比较中,北京存在着较强的冲突。在上海80%的家庭中,烧饭、洗衣等家务均由男子承担,男当家占到约40%。男性在家庭中地位的退缩,并非由于女性的侵占,而大多是由于他们在家庭之外的事业天地和创造性空间的丧失,而不得不退居到女性的这一传统领地。
而北京的大老爷们虽然也干一些家务活,但主要是搬运重物、换煤气罐之类的体力活,绝不会是洗衣做饭之类的家务。而在知识分子阶层,夫妻共担家务现在越来越多。北京女人占据了很多项“中国妇女之最”,比如从业率最高,相对收入最高,受教育程度最高,从政率最高。在北京,女性治家的兴趣在家庭以及各个领域不断地扩张。与上海参加社会服务的退休人员主要是男性不同,在北京的街头、商店,鲜见维持秩序的老头儿,而是老太太们被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起来,成为社区治安防卫的主力。她们被戏称为“小脚侦缉队”, 而老头儿们却悠哉游哉地提笼架鸟唱京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