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家运不大好，所以他今年元旦起来，拜了天地，洗净手，拿起笔
来，写个红帖子，“戊辰发笔，添丁进财。”他今年一定时运大来了。
父母祖先的名字是要避讳的。古时候，父名晋，儿子不得应进士考试。现在宽
的多了，但避讳的风俗还存在一般社会里。皇帝的名字现在不避讳了。但孙中山死
后，“中山”尽管可用作学校地方或货品的名称，“孙文”便很少人用了；忠实同
志都应该称他为“先总理”。
南京有一个大学，为了改校名，闹了好几次大风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
送到大学院去。
北京下来之后，名教的信徒又大忙了。北京已改做“北平”了；今天又有人提
议改南京做“中京”了。还有人郑重提议“故宫博物院”应该改作“废宫博物院”。
将来这样大改革的事业正多呢。
前不多时，南京的《京报附刊》的画报上有一张照片，标题是“军事委员会政
治训练部宣传处艺术科写标语之忙碌”。
图上是五六个中山装的青年忙着写标语；桌上，椅背上，地板上，满铺着写好
了的标语，有大字，有小字，有长句，有短句。
这不过是“写”的一部分工作；还有拟标语的，有讨论审定标语的，还有贴标
语的。
五月初济南事件发生以后，我时时往来淞沪铁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钟的旅行所
见的标语总在一千张以上；出标语的机关至少总在七八十个以上。有写着“枪毙田
中义一”的，有写着“活埋田中义一”的，有写着“杀尽矮贼”而把“矮贼”两字
倒转来写，如报纸上寻人广告倒写的“人”字一样。
“人”字倒写，人就会回来了：“矮贼”倒写，矮贼也就算打倒了。
现在我们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有人说，这是从苏俄学来的法子。这是
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没有看见墙上有一张标语。标语是道地的
国货，是“名教”国家的祖传法宝。
试问墙上贴一张“打倒帝国主义”，同墙上贴一张“对我生财”或“抬头见喜”，
有什么分别？是不是一个师父传授的衣钵？
试问墙上贴一张“活埋田中义一”同小孩子贴一张“雷打王阿毛”，有什么分
别？是不是一个师父传授的法宝？
试问“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卫”，同王阿毛贴的“阿发黄病打死”，有什
么分别？
王阿毛尽够做老师了，何须远学莫斯科呢？
自然，在党国领袖的心目中，口号标语是一种宣传的方法，政治的武器。但在
中小学生的心里，在第九十九师十五 连第三排的政治部人员的心里，口号标语便
不过是一种出气泄愤的法子罢了。如果“打倒帝国主义”是标语，那么，第十区的
第七小学为什么不可贴“杀尽矮贼”的标语呢？如果“打倒汪精卫”是正当的标语，
那么“活埋田中义一”为什么不是正当的标语呢？
如果多贴几张“打倒汪精卫”可以有效果，那么，你何以见得多贴几张“活埋
田中义一”不会使田中义一打个寒噤呢？
故从历史考据的眼光看来，口号标语正是“名教”的正传嫡派。因为在绝大多
数人的心里，墙上贴一张“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正等于门上写一条
“姜太公在此”，有灵则两者都应该有灵，无效则两者同为废纸而已。
我们试问，为什么豆腐店的张老板要在对门墙上贴一张“对我生财”？岂不是
因为他天天对着那张纸可以过一发财的瘾吗？为什么他元旦开门时嘴里要念“元
宝滚进来”？
岂不是因为他念这句话时心里感觉舒服吗？
要不然，只有另一个说法，只可说是盲从习俗，毫无意义。张老板的祖宗传下
来每年都贴一张“对我生财”，况且隔壁剃头店门口也贴了一张，所以他不能不照
办。
现在大多数喊口号，贴标语的，也不外这两种理由：一 是心理上的过瘾，一
是无意义的盲从。
少年人抱着一腔热沸的血，无处发泄，只好在墙上大书“打倒卖国贼”，或“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写完之后，那二尺见方的大字，那颜鲁公的书法，个个挺出
来，好生威武，他自己看着，血也不沸了，气也稍稍平了，心里觉得舒服的多，可
以坦然回去休息了。于是他的一腔义愤，不曾收敛回去，在他的行为上与人格上发
生有益的影响，却轻轻地发泄在墙头的标语上面了。
这样的发泄感情，比什么都容易，既痛快，又有面子，谁不爱做呢？一回生，
二回熟，便成了惯例了，于是“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六三”
……都照样做去：放一天假，开个纪念会，贴无数标语，喊几句口号，就算做了纪
念了！
于是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于
是老祖宗几千年相传的“名教”之道遂大行于今日，而中国遂成了一个“名教”的
国家。
我们试进一步，试问，为什么贴一张“雷打王阿毛”或“枪毙田中义一”可以
发泄我们的感情，可以出气泄愤呢？
这一问便问到“名教”的哲学上去了。这里面的奥妙无穷，我们现在只能指出
几个有趣味的要。
第一，我们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就是魂，我们至今不知不觉地还逃不了这
种古老迷信的影响。“名就是魂”的迷信是世界人类在幼稚时代同有的。埃及人的
第八魂就是“名魂”。我们中国古今都有此迷信。《封神演义》上有个张桂芳能够
“呼名落马”；他只叫一声